亚马逊的反乌托邦噩梦：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效率至上主义？

电影爱好者应该都熟悉20世纪最伟大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那两部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大独裁者》和《摩登时代》。

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饰演一个卑微的小人物 ——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他的工作是给机器拧螺丝，然而机道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跟上工厂主给机器制定的运转速度，最后他被卷入了旋转的齿轮，整个工厂也陷入了混乱。在这部电影中，那个被讽刺的人就是「效率至上论」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

泰勒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泰勒的这套系统，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泰勒主义”，仅仅是基于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把生产的管理和计划与工厂车间现场任务的执行分离，然后进一步将这些现场任务分解为更简单的步骤，再对每个细分步骤进行协调，直到大家能够流畅地协同工作，这样就加快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资料图片)

每个工人在工作流程中所要完成的只是一种简单、重复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都附有详细的说明。监工也要接受培训，他们需要学会使用秒表来分析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和动作需要耗费的时间。他们要纠正工人不必要的手势、动作，因为那可能会减慢工人的反应速度。然后，他们要监督工人一遍遍地重复完成工作任务需要的所有动作，不断加快工人的反应速度并提高准确性。

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通常，任何可能会降低速度的细微动作变化都会得到纠正，这有时能为完成任务节省宝贵的几秒钟。

工人的表现是标准化的，抹杀了任何个人的行为特质，这样可以确保整个工作环境处于理性状态，于是，工人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再也没有区别了。车间里工作现场的所有因素都被视为“科学管理”这台巨型机器的组成部分，管理者通过不断提高效率来评估这台巨型机器的表现，而它的价值则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计算出来。

效率至上信条：家务效率运动和小泰勒主义者

在20世纪初，泰勒革命只是发生在工厂车间。泰勒主义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与科学紧密相连，这赋予它合理性，接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眼就能看明白并且接纳它。人们在使用「效率」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机器的时代。令人惊叹的新发明被快速推上市场：电话、发电机、电、电灯、汽车、飞机、摩天大楼、收音机、电影等等。

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开始，到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数百万家庭参观了这些大型世界博览会，人们在那里体验到了触手可及的乌托邦世界，而正是现代科学和新的商业效率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还有哪里能比家庭更好地向公众输出这种世界观呢？流行杂志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灌输“做进步者，加入效率运动”的思想。甚至在广受欢迎的杂志《女性之家》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教导家庭主妇在做家务时也应该更加科学和高效，文章中作者提到“多年来我从没有意识到，我仅仅是在洗衣服这件事上就做了80个错误动作，更别提在收拾杂物和摆放物品的过程中犯的错误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呼吁全美的家庭主妇在洗碗、洗衣服时采用标准做法，找出有效动作，避免不必要和低效动作。

尽管家庭是向全社会推广泰勒主义的起点，但最终成为「效率工程」的导师、领导者、仲裁者和执行者的却是学校系统。人民运用科学管理原则，依照工厂的样子对学校进行改造，把孩子们塑造成「小泰勒主义者」，以为这样他们就能为面对“明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在这种新模式下，学校负责人的首要任务是让教师无法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的个性化教学方法，让标准化测试和数字打分成为一种常态，面对事物时思考“为什么”的古老思想传统被抛出脑后，让位给了狂热推崇效率者对“如何进行优化”的追求。

效率成为了衡量的表现主要标准，每项任务都被严格限定了截止日期，知识被分割成了孤立的学科——这种分裂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学习简化为完成指定的学术任务，学校系统的好坏通过标准国家考试的通过率来评判。

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里泰勒式的教育方式有过一些细微的改动，但是在微不足道。20世纪的教育几乎完全致力于把学生塑造成「泰勒主义者」，好让他们将来可以在工商业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华盛顿大学教育项目的教授韦恩·奥对于美国学校一直遵循泰勒主义效率至上的信条而对当今教育造成的影响有以下评价：

为了应付“美国高利害性考试”而学到的知识，沦为一系列互不相关联的事实、操作、程序或数据，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学生学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只需要低级思维能力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通常是在孤立的考试环境下以碎片化方式呈现的。通过这种方式，高利害性考试有效地扼杀了美国学校的教师们对知识本身进行重构的实践活动。

亚马逊：一切为效率服务

如果说泰勒主义在工厂车间中主导了 20 世纪，那么“亚马逊人”则将泰勒主义的愿景带入了 21 世纪。

亚马逊是世界大型的物流公司，其中的一切工作都与衡量、管理和超级高效有关。2019 年，该公司在全球交付了 35 亿个包裹，并在 2020 年年底跃升至世界 500 强的第一名。其创始人杰夫 · 贝佐斯（Jeff Bezos）现在是世界第四富有的人，身价大约为 1700 亿美元。他那庞大的物流帝国简直就是史上线上最高效的现代工业机器。如果弗雷德里克 · 泰勒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贝佐斯运用科学管理原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宽度和范围而倍感敬畏。

但一个人的乌托邦梦想往往是另一个人的反乌托邦噩梦。

贝佐斯的巨大仓库及其自动化控制系统、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数以千计的移动机器人，都通过“算法物流指导网络”进行同步，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肮脏的事实：即使配备了这些高科技的设备，整个系统的成败还是落在 120 万名员工的肩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工资低廉，工作的环境也很差——虽然现在有了空调和消防设施。

亚马逊引以为豪的是它的绩效准则和管理，还有员工超负荷工作的状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当因为常人难以忍受的工作节奏和工作量而“抓狂”时，他们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主管的告诫，提醒他们应当“咬牙挺住”。

亚马逊要求管理层和白领员工 7×24 全天候待命。在管理会议上，员工们被要求“互撕”，抨击团队其他同事缺点、错误和无能，管理层认为这会激励员工超越自己的极限。虽然其中有些人确实能挺过来，甚至飞黄腾达，但其他人因为无法承受压力——不断被要求提高绩效——而退出。亚马逊的一位前高管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同事在办公室哭泣时的景象。“当你走出会议室，就会看到一个大男人捂着脸——几乎所有与我共事过的人都曾在办公桌前流过眼泪。”

节俭的口号在亚马逊的工作场所中随处可见——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额外的物件，更别提午餐补助和宽敞的办公室了。整个企业看起来简陋又寒酸。所有的员工，从新入职的初步筛选到后面逐级晋升，都在不断接受“绩效改进算法”的评估。整个企业从上到下，所有员工的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要被绩效评估，这些数据无一例外地被登记在算法程序中，每一次效率的提高或损失都会被实时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马逊对 100 多万名员的效率进行了统计、通知和调整，以保持他们工作的各个方面正常运行，这与公司用在客户和零售业务上的方式如出一辙。

自由记者艾米丽 · 君德斯贝格（Emily Guendelsberger）到印第安纳州的亚马逊仓库进行“卧底”，并在她的书《上班时间：低薪工作对我的影响及其如何逼疯美国》中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这段经历。君德斯贝格是一名“拣货员”，负责从库房中找出指定的物品并将它们从货架上搬下来，然后将它们放到自动化机器人上送到下一个处理环节。

她将位于亚马逊金字塔底部的“订单执行中心”的工作描述为“半人半机器生物的工作”。她工作服的腰上佩带一支扫描枪，这可以随时随地监控她的位置，并引导她从架子上找到要拣出的物品。扫描枪还会提示完成这项任务她用了多少时间。在进行拣货、扫描和发送到下一个处理环节的时候，一个状态滚动条会给每个流程——拣货、扫描货件和派送货件到下一个环节——进行倒计时。

当一个状态滚动条全部完成后，扫描枪马上就会显示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每项任务的间都非常紧迫，几乎没有休息的空闲。艾米丽和她的同伴在印第安纳州的仓库中分拣的许多物品都过大且过重，这甚至会导致工人背部受伤。2020 年，亚马逊一处仓库的高伤害率高达全美国非亚马逊仓库平均水平的两倍。

由于厕所少，而且通常距离巨大的仓库非常远，因此君德斯贝格和同事上一次厕所通常至少需要 10 分钟。她说：“你在每 11 小时的轮班工作期间最多只有 18 分钟，而如果你的扫描仪报告你在工作中耽误了太多时间，经理会来找你谈话。”许多员工表示，他们在轮班之前和轮班期间不喝水或其他任何液体，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

亚马逊只不过是新泰勒主义时代最成功的新公司。弗雷德里克·泰勒对于商业运作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他对效率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人类能动性的骨髓深处，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对人类心灵有害，也对自然世界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在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对效率的追捧成为回避公平、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剥夺政治权利、道德败坏乃至人类对自然应担负的责任等基本问题的挡箭牌。效率被吹嘘为一种中立的力量。正如达尔文改写了自然之书，认为物种选择的过程保证了适者生存，不存在任何神圣的目的或神学问题一样，科学管理的法则也有其自身的基本原理，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你争我夺的背后皆是效率在主宰。挑战效率就是挑战令人费解的科学定律和自然界的运作机制。我们错得太离谱了。

韧性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文明诞生以来，我们人类与自然世界互动方式的每一次重大转变，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的基础设施革命。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基础设施只是在集体生活中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脚手架，但实际上它们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

每一次基础设施的革命都体现了维持集体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新的通信形式，新能源和电力，以及新的运输和物流方式。当这三项技术进步出现并无缝、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如何运行和管理日常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就是其中的“交流沟通、能源助动，以及人、物搬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基础设施更倾向于短期的效率收益和快速的利润，而不是长期的韧性和稳定可靠的投资回报。其结果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脆弱的社会，容易受到意想不到的大规模破坏——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流行病和恶意软件入侵，这威胁到整个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以及数百万美国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短期效率与长期韧性的权衡，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那摇摇欲坠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例如，美国在地面上建造了国家电信和电网基础设施，以节省在地下铺设电缆的费用。现在，几乎每一个季节人们都要经历电话和输电线故障，导致大规模通信终止和停电，这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洪水、干旱、野火和飓风造成的，每年给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存量的住宅、商业和工业建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很多工程为了快速获取短期利益而节省材料、缩短工期，使得人们的房屋、办公室和厂房变得更加脆弱，对不断升级的自然灾害的抵抗力也越来越弱，造成生命、家庭、企业和财产的损失。还有，美国的大陆电网是由地方电力公司和大多已经陈旧的电网组成的，它正在成为网络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他们的使命是关闭部分国家电网，造成美国各地的部分区域和社区陷入混乱。

此外，过去 40 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削减成本、提升短期效率、增加短期收益和利润，对公共基础设施（道路、供水系统、监狱、学校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这削弱了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而公众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正是依赖这些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传播交流、电力和运输服务。

美国 3.0 韧性基础设施计划会优先考虑国家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的韧性。例如，山火、洪水或飓风等灾难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电网和手机信号中断，使数百万家庭和企业的计算机和手机断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家庭、当地企业、社区和市政当局可以迅速从中央电网转移到数以百万计的靠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微电网。这些微电网设置在家庭、办公室、工厂、社区附近，并汇集到分布式网络中，可以保持电力流动，确保为计算机和手机供电，确保人们与外部世界能保持联系，直到区域或国家电网重新启用。

还有以类似的方式改造现有建筑，加固房屋、办公室和工厂，使其更有韧性，能抵御气候灾害，正迅速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大量现有建筑将不得不进行全面改造：密封内部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损失、优化节能，以及加固建筑结构以抵御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天然气和石油目前是建筑供暖的主要能量来源，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需要对住宅、商业、工业等存量建筑进行改造，采用电供暖。在建筑物节能方面的改造投资一般会在几年内收回成本，业主或承租人可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稳定地节省能源成本。

美国 3.0 韧性基础设施的物联网神经系统，正成为监测气候变化影响不可或缺的技术。例如，在地球的生物圈布置传感器，监测洪涝和干旱状况以及气流变化，衡量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提醒当局注意那些可能爆发汹涌洪水或大面积山火的潜在危险地区，且第一时间通知救援人员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干预。

物联网类似于我们这个星球的神经系统，它会实时监测地球的重要器官（水圈、岩石圈、大气层和生物圈）的健康状况。我们开始意识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圈层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圈层，进而影响每一个物种，也包括我们自己。这种深刻的认识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现象，无论是生物的、化学的还是物理的，都密切相关。地球这套复杂的、层次分明的“神经系统”中任何地方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其他方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的福祉。这种新的理解将我们带入了韧性社会，让我们人类有了新的社会契约。

上述的所有变化本质上都是变革性的，它们将结束“进步时代”短短 250 年的神话。在新兴的韧性时代，我们理解和驾驭周围世界的方式可能变成一种开放式的、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定位。关键是我们挖掘“已知的未知”和人类世面临的“未知的未知”的能力，并创造新的、具有适应性的治理方式，这将对地球的生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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