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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因为烧烤爆火的城市,如今怎么样了? 焦点观察

如果现在问“中国烧烤第一城”是哪里,淄博这个名字,恐怕会第一时间浮现在大多数人脑海里。

自3月爆火以来,与淄博烧烤相关的话题,几乎霸占了舆论眼球。

据媒体统计,近1个月来,淄博和淄博烧烤登上热搜超过10次,总阅读量超10亿。让这座在近年来制造业升级浪潮中逐渐淡出民众视野的老工业城市,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到了聚光灯下。


(资料图片)

全国的吃货们,疯狂涌进淄博。

据淄博火车站数据,进入3月份以来,淄博火车站日均到达客流1.9万人次,发送旅客2万人次。4月15日,淄博火车站到达、发送旅客合计83635人次,创该车站单日旅客到发量历史新高。

可以预见,五一假期,淄博依然会是国内旅游目的地的顶流。

美团数据显示,4月14日、15日五一车票开售,“淄博”火车票搜索增幅位居全国第一,环比增长988%。

4月15日中午12时30分,“北京南-淄博”火车票开售不到1分钟就被秒空。上海、郑州、石家庄等地4月28日前往淄博的火车票也已全部售罄。

在烧烤的带动下,当地财政收入也在好转。

淄博市财政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11亿元,同比增长约4%,这一增幅列山东省第3位,比上月提升7个位次。

从月度数据来看,1月当地收入出现2位数降幅,2月份收入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出现微增,而3月份收入增速高达32%。这跟3月份淄博烧烤走红时间相近。

以烧烤为引子,这座城市似乎已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但是谁还记得,上一个因为烧烤爆火的城市,现在怎么样了?

1、

如果要在中国烧烤的历史长河中选出最重要的2个节点,那可以说是“发源于新疆,发展于锦州”。

在淄博之前,锦州才是烧烤领域的“第一网红”。

80年代,外流的新疆人来到沐浴着计划经济时代余晖的东北,种下了东北烧烤的种子。

90年代末国企改革大潮的到来,大量脱离了僵化的全职岗位束缚的东北人民,发动脑筋,开始了第一波灵活就业。

东北,就此成为了中国烧烤发展的“黄金地带”。

在这之中,发展最好的就是锦州。

这一来是因为锦州作为重工业城市,有发达的产业基础。废弃工厂随手捡的铁皮是焊烧烤炉子的绝佳材料;倒闭自行车厂提供的大量废弃辐条,让锦州人发明了铁签烧烤。

(来源:摄图网)

二来是锦州的地理位置好:扼守华北-东北通道咽喉,西邻内蒙古,满、蒙、汉饮食文化在此冲撞交融之处,而其西靠山、南临海、东北接着大平原的地理特征,给当地的餐饮文化打下了丰富全面的食材基础。

到世纪初,烧烤已经成为锦州的城市名片。2005年,锦州全市有200多家烧烤摊、烧烤店。

又过了5年,据锦州市烧烤协会会长介绍,锦州烧烤已经开到北京、深圳、沈阳、大连等地,全国打着“锦州烧烤”招牌的店不下1500家。

在声势上,锦州烧烤当年的名声,远胜今天的淄博烧烤。

2002年,在那个连互联网都没普及,全国绝大部分地方不知道淄博烧烤为何物的年代,台湾省“老三台”之一的中视电视台就把锦州作为大陆行的落脚点,专门对“锦州烧烤”进行拍摄。

2004年,当时还属于王牌美食节目的中央12套“天下美食”摄制组对锦州烧烤也进行了重点报道。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锦州烧烤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中就已经打响了知名度。

自那之后,锦州烧烤频频在电视节目中出现。

除了各类官方频道,还曾在2016年登上过湖南台《天天向上》,享受了卫视时代的顶流待遇。

赶上新媒体时代,锦州烧烤吃到了第一波美食节目红利。

《舌尖》原班人马打造的《风味人间》,在介绍中国美食“江湖流派”的第5集中,把锦州烧烤,作为烧烤的代表推向全网。另一档堪称“封神”的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第一季就进了锦州。

从百度指数来看,2023年以前,“锦州”和“烧烤”指数的波动趋势高度相符,锦州就是烧烤,烧烤就是锦州。

以烧烤为先锋,锦州的旅游业迅速打出气势,高速增长。

2005年前后开始,锦州旅游收入以稳定在20%以上的速度增长。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几年,在辽宁和东北已经显现颓势的情况下,锦州靠着铁签和肉串,依然吸引了大量游客,当时的盛况不亚于如今的淄博。

更进一步的是,如果有人想吃淄博烧烤,还得千里迢迢挤进淄博,但想吃锦州烧烤,拿出点评搜一搜,如果你生活在一二线城市,肯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能找到。

然而,锦州烧烤行业的火爆,并没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2022年,锦州GDP为1201.7亿元,比起10年前,不仅没有寸进,反而出现了倒退。在新一波产业升级浪潮中,东北地区严重滞后,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萎缩更是令人担忧,锦州也未能幸免。

2012年到2022年,锦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从614.5亿萎缩到328亿元,萎缩了将近一半。虽然烧烤所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2年443.7亿增长到646.9亿,但远远不足以弥补制造业落后带来的长期根本性损失。

这也导致,在七普数据中,锦州成为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

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第二产业的根基,第三产业的浪潮也就成了无根之水,只会慢慢枯竭,连锦州烧烤本身都被拖累。

在10年的维度上,曾经冠绝全省的锦州第三产业增速(45.8%),已经大幅落后于平均水平(57.1%)。

体现在公共舆论上,就是锦州烧烤的“被遗忘”。哪怕是淄博把烧烤带到了社会议题的中心,参与进来的有成都,有济南,有徐州,但已经没有了锦州。

2、

站在锦州的反面,是2个地方发展区域性饮食产业的成功案例——沙县小吃和柳州螺蛳粉。

沙县小吃的发家路径和锦州烧烤有点相似,但更早。

清末整治沙溪河把沙县变成福建内陆的水陆转运中心,抗战时期厦门、福州的机关和产业内迁至此,构成了当地饮食业的基础。建国后,鹰厦铁路通车,面对台海方向的大量人流物流,让沙县成为计划经济下罕有的个体饮食发达地区。

9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金融创新创造的原始“P2P”模式——标会,迎来了破产潮,导致大量沙县人出逃,结果恰逢改革开放高潮,福建经济快速复苏。

遍布福建的沙县人在港台资轻工企业门口支起“四根竹竿一块布,两个煤炉两口锅”,先是卖扁肉和拌面,逐步增加蒸饺、锅贴、鱼丸等品种,最终创造了“沙县小吃”。

1996年是沙县小吃发展史的关键节点。

这一年,在外地经营小吃的沙县人超过1万,沙县政府意识廉价快餐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点。

在全国各地大搞各类三产展会的背景下,于是沙县政府发动全县人民“捐款办会”:

要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捐款500元以上,副股级以上干部每人必须捐50元以上,一般干部职工每人必须捐30元以上,对城乡普通居民,以自愿为原则,每人在10元以上。并以全县人民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沙县小吃的邀请”。

1997年12月8日,第一届中国沙县小吃文化节开幕,参加人数15万人,产生巨大的宣传效果。

随后几十年间,在沙县政府的推动下,沙县小吃以同样的模式扩张至全国。

和锦州烧烤名声日益暗淡不同,时至今日,沙县小吃仍是这座县城一张闪亮的“名片”,是沙县人在外地谋生的金字招牌。沙县小吃不仅在全国拥有门店超8.8万家,甚至还在海外60个国家开了店,年营业额达500多亿元的产业,辐射带动就业30万人以上。

而沙县小吃也在持续反哺本地经济。如今,包括原料生产、物流配送、餐饮服务、文旅康养等在内的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尤其是旅游和餐饮,如今每年有超过500万慕名而来的游客,前来品尝正宗沙县小吃,参观小吃旅游文化城、小吃科技馆。

2020年,沙县第三产业增加值于突破了100亿元。

螺蛳粉的走红虽然晚于沙县小吃,但是对于想要发展区域性餐饮产业的城市来说,更有参考价值。

作为西南地区最早的重工业中心和铁路交通枢纽,在本地庞大工人社区对油、盐、碳水需求的催动下,结合本土饮食文化中对酸笋、酸豆角、螺蛳中鲜味氨基酸的追求,当地餐饮业一进入80年代的市场化竞争阶段,就快速推广了螺蛳粉文化。

但由于螺蛳粉特殊的螺蛳汤和发酵配菜,存储、运输不方便,所以在很长时间内,螺蛳粉一直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铺开。

在另一种广西特色粉类——桂林米粉开遍全国的时候,螺蛳粉只是零星地分布在几座大城市街区的边边角角,服务于少数出来打工的老表。

哪怕是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螺蛳粉已经小有名气之后,这个品类的消费也并不高。

转折点在2014年。这一年,柳州市全汇食品创始人严振华在机场尝到冲泡型桂林米粉后,萌生了制作预包装螺蛳粉的想法,注册了第1家预包装螺蛳粉品牌。自此,广西柳州螺蛳粉从手工作坊走进工业园,开始走工业化生产之路。

2015年,整个螺蛳粉市场开始提速,好欢螺、嘻螺会、螺霸王等企业相继在柳州注册成立,并逐渐在消费者中打开局面。

如今,螺蛳粉的走俏已经无需置疑,而柳州从中受益匪浅。

2020年,柳州螺蛳粉实现“三个百亿”,实体门店收入118亿元,而工业化生产的袋装螺蛳粉销售收入110亿元,和其平分秋色,产业链条上的配套及衍生环节销售收入也达到130亿元。

到2021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501.6亿元,增长40%,其中袋装螺蛳粉151.97亿元。

这还没考虑到螺蛳粉“名气”的外溢效应。

如今在社交平台的广西旅游话题下,已经时常能看见“去南宁还是去柳州”“去桂林还是去柳州”等问题,这对于传统上是、如今依然定位为工业城市的柳州来说,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根据官方数据,2012年,桂林接待了超过3000万游客,柳州只有14万。而到2022年柳州接待游客5688.11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649.70亿元,达到了桂林一半左右。

3、

淄博烧烤火了之后,很多人喜欢问“有何启示”?

然而,从一件短期、偶然的事件去问启示,本质上就是刻舟求剑,得到的也无非是“加强宣传”“规范整顿行业”之类老生常谈的泛泛之论。而长期、确切的正反面教材对照,才有足够实际的参考价值。

沙县证明了政府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

上文提到,在1996年这个节点,沙县政府敏锐意识到了改革开放大潮下廉价餐饮爆发这个风口,集全县之力举办沙县小吃文化节,打响了沙县小吃在全国的知名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沙县三大小吃组织——沙县小吃同业公会、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沙县小吃业发展服务中心先后成立,分别从商业、政策与服务3个方面,以官方力量,对沙县小吃的全国性输出进行全面支持。

同时,县政府制定了“一乡一城一队伍”的对口政策,要求县内每个乡镇街道对口发展一个大城市,并在当地城市建立专职联络处。

小城市到大城市建立“驻X办”,加速资源人员联络,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县级政府制定全国战略,这还是头一遭。

根据统计,截至2020年,沙县小吃已在全国设有31个驻外联络处,无数网友将其称为“中国最神秘组织”。

时代发展必然带来变革需求,紧跟时代的思维创新是政府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

比如在2004年,为了进一步在全国推广沙县小吃,沙县政府直接颁布新规,提倡在职干部停薪留职外出经营沙县小吃,不影响正常调整工资,评定职称,在外表现优异者同样会获得提拔与重用。

此外,在推广沙县小吃的过程中,沙县政府以独资的形式注册了沙县小吃集团,推广“以个体户为主,共用品牌,基于地缘关系扩张店铺”的组织模式。沙县小吃集团不占有实体店铺股权,但通过对“沙县小吃”商标的控制来营运企业。

这种创新模式兼具“行会”和“企业”的性质,既符合沙县小吃依然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的定位,又迎合了在全国范围市场化扩张的新需求。

在这方面,柳州展示了发展区域性食品产业最重要的思维——工业化思维。

在绝大部分场景下,餐饮都停留在低生产力的手工业阶段。而近年来预制菜在舆论声中茁壮生长,早已证明了餐饮行业在供给侧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柳州就是其中的先行者。

工业化的第一步是流程化,流程化的第一步是标准化。

2014年首张袋装螺蛳粉生产许可证的颁发,意味着螺蛳粉的生产有了标准。不到1年时间,柳州市又成立柳州螺蛳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编制领导小组,组织起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

此后,《柳州螺蛳粉汤(配)料包生产规范》《柳州螺蛳粉生产消毒杀菌规范》《田螺稻田生态养殖技术规范》等标准陆续出台,“标准化理念已贯穿螺蛳粉制作生产全产业链”。

工业化的第二步是规模化和集约化。

2016年,柳州市政府投资建设了螺蛳粉产业园,用来给生产企业做加工车间,对于进驻产业园的加工企业,政府将根据销售额减免房租、水电费和物业费。

从2017年开始,柳州市政府投资3000多万开发螺蛳的规模化养殖,鼓励在水稻田、莲藕池、水生蔬菜田里养殖田螺。改变了过去从柳江捞田螺的模式,保证了田螺产量。酸笋、酸豆角、木耳等辅料也都建立了种植、发酵基地。

以上种种,加上中国独有的电商环境,推广分销的成本很低,所以螺蛳粉在全国乃至全球快速铺开。柳州市政府用初期微薄投资,从零创造了一个产值500亿的网红食品产业,这是用工业化思维发展地方经济的成功案例。

第三点启示是,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一定要重视地理标签。

2018年,“柳州螺蛳粉”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使用权限归属于柳州螺蛳粉协会,想要使用“柳州螺蛳粉”这个商标的企业必须加入协会,并且符合柳州发布的地方标准,协会则有权对使用“柳州螺蛳粉”商标的非会员企业进行维权。

这使得“柳州”和“螺蛳粉”形成了强绑定关系。

一方面,柳州因地制宜设立标准,在柳州之外,由于没有对应的条件,生产成本必然会贵很多,综合成本就竞争不过“柳州螺蛳粉”。而如果为了节约成本将这部分不在柳州产的配料砍掉,那就不满足柳州螺蛳粉的标准,不能称之为“柳州螺蛳粉”,在宣传上落于下风。

因为广西的袋装米粉成本高,物流成本也高,曾经有大量袋装螺蛳粉企业外逃到了粮食集散、米面加工发达的河南,但是由于不使用“柳州螺蛳粉”标志,在各地的商超渠道上架困难,最终又不得不回流到柳州。

在2015年之前,因为沙县小吃的集体商标无法注册,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未认证的假“沙县小吃”。而在2005年的315晚会上,正是这些假“沙县小吃”被曝光食品含有有毒物质,影响了沙县小吃名声。

直到今天,“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等地域食品,依然频频陷入商标纠纷中,使其无法形成健康的产业。

总之,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地域性行业一时爆火,只能为一座城市创造短时间的流量红利。而在长期内如何把流量转化成“留量”,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前瞻经济学人APP 产业观察组

更多行业研究分析详见:

【1】《2023-2028年中国餐饮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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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两问淄博烧烤:怎么就“出圈”了,热度能否持续?》,澎湃

《这座宝藏城市,将烧烤吃进了“非遗”》,澎湃

《非凡十年丨从街头作坊到产业支柱沙县小吃走了怎样的发展道路》,津云

《从地方小吃到“网红”大产业——一碗柳州螺蛳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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